生活垃圾分类处理办理

垃圾分类各参与主体的责任十分明确。日本通过法律明确了国家、地方政府、企业和民众各参与者所应承担的责任，日本《促进建立循环社会基本法》规定，国家的责任主要在于制订关于建立循环型社会的基本原则。地方政府的责任则是根据国家制订的基本原则，采取必要措施，确保可循环资源得到适当的循环和处置。同时，地方政府还有一项重要的职责就是在与国家合理分工的基础上，制定和实施相关的地方性政策。

垃圾分类这些研究或基于家庭层面的个体研究，或基于社区或者地区层面的数据分析探讨了各类因素的影响方向和程度。并且，国外研究者在垃圾分类方上更加丰富，既有截面数据模型，如 Kirakozian 基于法国某地区的 694 个居民数据，应用 Probit 模型检验六大类公共因子作用于分类行为的显著程度，也有面板数据（Panel Data Model）模型，且引入面板数据模型的研究近年来有增多趋势，如 Starr和 Nicolson 基于 13 年跟踪调研所获得的面板数据，考察了不同政策的累计效应，Pakpour 等在研究伊朗 Qazvin 市生活垃圾分类影响因素时也应用了时间序列模型。在回归模型中，层次回归模型（Hierarchical Regression Model）的应用较为普遍，其他模型也有不同程度的应用，如 Crociata 在研究文化与垃圾分类行为之间的关系时，由于因变量是二元变量，在研究中采用了 Probit 回归模型。也有相当多的文献采用了结构方程，如 Wan 等鉴于仅仅获得 246 户较小居民样本的事实，以 PLS－SEM（Partial Least Squares－SEM）作为数据处理工具，分析了垃圾分类的政策性因素。

无论是建设部确定的试点城市还是其他城市，目前几乎所有的城市垃圾分类工作，都是宣传意义大于实际效果，很多城市中的垃圾分类工作大都举步维艰，陷入名存实亡的境地。北京市是早提出垃圾分类概念的城市之一，然而，生活垃圾分类处理，十年过去了，逾六成被访 者 不 能 做 到 垃 圾 分 类。上 海 近 期 开 始 将原来的垃圾“四分法”简化成“干湿两分法”，原因在于此前的分类效果不明显，市民在处理垃圾时无所适从。据调查，2010 年上海实施生活垃圾分类的居住区内，有害垃圾、玻璃、可回收物的分类收集量仅占生活垃圾 总 量 的 3. 5% 。在 广 州，分 类 垃 圾 桶 也没有达到预期效果，当地的垃圾箱一度又重回无分类的“单桶时代”。上述垃圾分类探索效果不理想，政府管理者大多将原因归结为市民缺乏分类收集的意识，没有养成分类收集的习惯等。在意识背后，管理者往往忽略了机制或体制问题，其实这可能是垃圾分类探索效果不理 想 的 真 正 原 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