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往事
　　□田元元（学者，北京）
　　我曾在七十年代末有幸坐过一次火车卧铺，试想，因为臭虫作乱，一宿没睡、软卧白费那是何等悲凉。臭虫吸食人血是靠它的刺吸式口器，人被臭虫叮咬后，经常出现红肿，伴有奇痒。我的经验是，更有一种委屈和挫败感。现在看到美国有的小两口因为臭虫闹离婚，我深有同感，咬孽性的、挥之不去的小烦恼，不正是七年之痒的婚姻中最令人忌惮的日常表征吗？
　　我亲历了灭四害运动，对当时的情形记忆犹新。1952年，毛泽东主席发出“动员起来，讲究卫生，减少疾病，提高健康水平，粉碎敌人的细菌战争！”的号召，北京市随即成立了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四年后，中央《农业发展纲要》要求各地发动群众展开除“四害”（原始四害为：老鼠、苍蝇、蚊子、麻雀）运动。
　　臭虫后来居上，取代麻雀成为四害之一。那是在1959年，国务院在“为提前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而奋斗”的报告中正式宣布：麻雀对粮食生产有危害，但它是林木果树虫害的天敌，消灭麻雀对林木不利。中央随即在1960年3月发出指示，不再捕杀麻雀，改为灭臭虫。其实，北京的灭臭虫行动此前已经开始，同灭四害一同进行。职工宿舍、旅店、影院、浴池、洗染等行业都成为灭臭虫重点单位，当时用的招数很多，包括药物刷墙、堵墙洞等方法消灭臭虫。
　　在北京，拆、挑、烫、煮、毒、熏等灭臭虫系列办法在1960年得到推广。据史料记载，经过数年的灭臭虫行动，除流动人口较多的小旅店、大车店以外，臭虫已经难得一见。
　　就我所知，当时咱们灭臭虫的方法不过以下几种，希望有好心人翻成英文，看看是不是对纽约人民有帮助：第一招：敲山震虎。敲击床板草垫，把藏在缝隙中的臭虫震下，继而处死；第二：水淹七军。就是开水烫；第三：光天化日。臭虫不喜光，把床板、衣物放在暴烈的阳光下晒上几个小时，也很有效果。还有一些生化武器，比如咱们曾用过的二二三、六六六、敌百虫、敌敌畏。1979年，新灭虫药倍硫磷问世，杀臭虫效果异常显著。
　　当然，灭虫药还是尽量少用。一则杀敌一千自损三百，二是弄不好把臭虫培养出抗药性来，万一再有个基因突变什么的，怕是真要虫虫危机了。
　　在查阅资料的过程中，我意外发现了一则臭虫交配趣事。臭虫的交配被称为“创伤式授精”，就是说公臭虫对母臭虫根本不怜香惜玉，完全是生扑！甚至对雌性带来身体上的伤害。公臭虫会用自己锋利的生殖器刺穿母臭虫的任何部位实现授精！咱们是人类，自然用不着对这种没进化、没文化的交往方式表示不屑，但因此也多少可以理解为什么臭虫咬人那么没深没浅了。
　　最后，如果您实在觉得我这篇小文太过血腥，推荐您读林语堂的《中国究有臭虫否》一文，大有解毒功效。林先生在雄文中用一个小小的臭虫，就把当时文化界的种种阵营踩乎了一通。回头看看今天媒体报刊上的文化时评，大多是些笔无藏锋、横冲直撞的笨拙文字，好比我这篇不着四六无关痛痒的文章。